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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0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发布

2021-08-18

 

2021年4月14日,在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的指导下,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共同编写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0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在全国出版发行。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对科技成果转化作出新指示,要求“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对未来科技成果转化指明了方向。
编制成果转化年度报告,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具体举措,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建立成果转化年度报告制度的重要工作,有利于全社会了解科技成果转化进展情况,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创造良好的环境。
近年来,科技部、财政部积极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制度,旨在切实掌握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进展、取得的成效、主要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等。2019年2月,《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8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首次公开发布,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2020年,年报编写组继续扩大年报数据收集范围,以全国3 450家公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2019年成果转化数据为样本,综合采用数理统计、专家咨询、电话访谈及实地调查等方法,综合分析了填报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进展和成效、典型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等。
 
1 科技成果转化的总体情况
2019年,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项数有所增长,主要转化方式为转让,转化至制造业的合同金额最大,东部地区是科技成果的主要生产地和承接地。
1.1 科技成果转化概况
2019年,3 450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项数有所增长。合同项数为15 035项,比上一年增长32.3%;合同总金额达152.4亿元,当年到账金额达44.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9.8%。转化合同总金额超过1亿元的单位有29家。财政资助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项数为2 815项,比上一年增长10.9%;合同金额为47.0亿元。
1.2 科技成果转化特点分析
一是转化方式。转让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式,转让合同项数占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三种方式合同总项数比重超六成。以转让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有所增长,为53.4亿元,占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三种方式合同总金额比重为35%。二是区间分布。单项合同金额集中在1万10万元之间的合同项数占合同总项数的44.0%,该区间的合同金额为2.2亿元,仅占合同总金额的1.5%。100万元及以上的合同项数占比为10.0%,合同金额占比达89.6%,将近合同总金额的九成。三是高价值成果。大额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频出,成果转化合同金额达1亿元以上的有24项。按转化至单位所在地区来看,其中21项转化至东部地区,2项转化至中部地区,1项转化至西部地区;按转化至单位类型来看,其中5项转化至大型国有企业,1项转化至中小微国有企业,4项转化至大型其他企业,14项转化至中小微其他企业。
1.3 科技成果转化奖励
个人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金额达53.1亿元,其中现金奖励金额为30.9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7.9%;股权奖励为22.2 亿元。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总金额达47.6亿元,占奖励个人总金额(53.1亿元)的比重达到89.6%。奖励人次稳步提升,现金和股权奖励科研人员7.4万人次,比上一年增长1.7%,人均奖励金额7.1万元。
1.4 产学研合作
2019年,3 450家高校院所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合同金额为933.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2.9%,占“四技”合同总金额的86.0%。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合同金额超过10亿元的单位共8家。2019年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转移机构、转化服务平台总数为10 770家,比上一年增长27.2%。创设和参股新公司2 073家,高校院所兼职从事成果转化和离岗创业人员数量为14 210人,比上一年增长23.4%。
1.5 科技成果转化流向
2019年,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的科技成果转化至制造业的合同金额最大,为58.2亿元,占合同总金额的38.2%。转化至中小微其他类型企业的合同金额最大,为91.9亿元,占合同总金额的60.3%。东部地区是科技成果的主要产生地和承接地。科技成果产出合同金额排名前3位的省市是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承接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排名前3位的省市是上海市、广东省、江苏省。
 
2 典型经验和做法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一些高校院所结合实际,探索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成果转化模式,取得了一些很好成效。这些工作模式具有借鉴意义。
2.1 完善成果转化配套政策措施,探索成果转化新路径
一些单位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主动研究探索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深化顶层设计,出台、修订、完善具体可操作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制度,形成各具特色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机制。暨南大学通过制定一系列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经营性领域技术入股改革试点的政策措施,以市场为导向,创建以地方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为核心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体系,组建协同创新中心、工程中心、产学研基地和校企联合实验室等近100个产学研平台,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路径。上海大学通过制度、管理、服务体系的不断建设与完善,聚焦成果转化难点痛点,组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研究中心,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索“专利申请权转让”方式和落实个税“减半计征”政策实施路径。
2.2 探索现代科研院所交叉融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整体效能
一些单位在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大环境下,积极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多学科交叉融合建设现代科研院所,探索提升科研水平和完善成果转化方式。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将电子与信息科学、遥感科学、光电工程等技术领域交叉融合,实现从平台到载荷、器件,再到数据接收、处理、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研制的“嫦娥四号”两载荷成功开机,使我国成为国际首次实现在月球背面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聚焦脑科学和类脑智能技术领域,与校、地、院、企合作创立脑科学与类脑智能、认知与认知能力智能、智能机器人、智能集成IC与智能传感技术等五大协同科学研究中心,积聚各类优势学科力量交叉融合。
2.3 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助推高价值科技成果产业化
部分单位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加强高价值专利培育,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模式。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围绕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重大需求,以平台为载体,探索“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三链融合创新模式,与地方政府共建 10 多个新型研发机构,与合肥市、TCL集团、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发起设立总规模 102亿元的集成电路相关产业基金,累计成功孵化企业116家,2019年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超90亿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立足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聚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核心技术研发与高价值专利培育,通过建设国家干细胞资源库和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推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的研究、应用与转化,研究所成果转化后再研发的干细胞药物 CAStem 细胞注射液(科舒达),入选国家联防联控机制科技攻关组重点推荐的治疗新冠肺炎“三药三方案”。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聚焦民航行业发展,探索内部转化、集成转化、合作研发等多种成果转化模式,通过开展重点技术产品产业化,到集成不同单位技术联合实施,再到跨行业推广应用等,实现研究院内外和行业内外的科研成果转化,转化的特性材料拦阻系统(EMAS)助力打破国外公司对该项产品的技术和价格垄断。
2.4 推进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些单位依托自身行业特色,聚焦区域产业创新,建立形式多样、转化通畅的校地、校企合作模式,推进本地化产业集聚。中国药科大学通过校企共建基地、研究院、“企业驻校”等模式,与长三角生物医药创新企业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广泛交流合作。2019年,学校启动了4个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基地的运营和建设,共建53个校企联合实验室,产学研合作项数达488项,合同总金额 1.79亿元。华南理工大学通过打造“五院一园”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推动项目与企业需求、创新成果与现实生产力、科技与产业和资本的对接。与华为、美的、联想、金山等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校企联合实验室”,让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直接转化,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近年来,已实现近1 000件知识产权转让、许可、作价投资,直接转化收益近5亿元。
2.5 深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积极发挥成果转化服务支撑作用
多数单位的技术转移机构不断总结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经验,推动建立、深化、完善符合自身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探索、实践、形成符合自身特色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模式。
浙江大学技术转移机构通过开展高价值专利筛选工作,采用走访、调研等方式,挖掘企业合作需求,在校企技术合作、共建创新平台、联合申报科技项目、服务创新创业等方面牵线搭桥、参与谋划、组织前期调研和推广对接服务。成功促成各类产学研合作项目总经费逾1.6亿元,推动校企战略合作2.5亿元。
沈阳药科大学技术转移中心通过待转化成果库和合作平台建设,以联盟为依托,以待转化成果库为基础,以调研、发布、对接为抓手,推动学校共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和合作实验室,选派专家进驻企业,服务省内生物医药产业转型发展,实现科研成果、科研人才的有效供给。2019年,通过技术转移中心共签订“四技”合同157项,合同金额3.74亿元。
2.6 建立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技术转移专业服务能力
多数单位不断深化完善技术转移人才体系架构,注重培养建设复合型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增强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能力显著提升。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构建起由“中科院知识产权专员+上海光机所知识产权专员+研究室知识产权管理员”3个层级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运营管理研究所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形成以研究所为科技创新源头,以3个转化平台为中试孵化基地,运用二次开发、培育孵化等方式,先后培育孵化了50余家激光相关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果转化能力显著提升。山东大学通过整合技术转移中心、大学科技园、山东工业技术研究院的科技资源,形成人员统一调配、协调联动的工作体系,通过设立技术转移分中心、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多种形式搭建覆盖全省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网络,不断加强机构人员的培训,建立了校内外专兼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队伍,近3年累计派出人员200余名到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科技挂职,对接学校科技资源优势与地方产业需求,与地市签约共建平台40余个,合同经费突破2.5亿元。
2.7 创新科技成果评估评价方法,破解成果转化难题
部分单位破解传统科技成果分类管理与转化难题,注重以市场化前景为导向,创新建立有利于管理、培育、转化的科技成果评估评价系统与工作体系。南京理工大学研究建立高校成果的专利标引加工体系,解决专利成果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等问题,开发标引评价系统PMES,实现学校专利分类别、分层次管理和运营,促进促成校企横向合同签约额5 000余万元,专利转让518件,服务企业400余家。武汉理工大学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培育项目,研究建立实施细则和评价标准,通过遴选第三方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评价工作,引导科技人员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开展科技创新,精准对接市场企业需求,产生高价值专利包和项目群。2019年,经评价后共资助成果94项,实现科技合作项目签约10余项,形成的项目群和专利群有力反哺了学校优势学科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3 存在问题
2019年,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持续活跃。3 450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项数为15 035项,比上一年增长32.3%。财政资助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项数为2 815项,比上一年增长10.9%。现金奖励金额为30.9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7.9%。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合同金额为933.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2.9%。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转移机构、转化服务平台总数为10 770家,比上一年增长27.2%。高校院所兼职从事成果转化和离岗创业人员数量为14210人,比上一年增长23.4%。
但同时2019年科技成果转化的部分指标也有所下降,3 450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总金额为152.4亿元,比上一年下降19.1%。转化合同总金额超过1亿元的单位有29家,比上一年下降9.4%。财政资助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为47.0亿元,比上一年下降18.9%。科技成果转化合同平均金额为101.4万元,比上一年下降 38.8%。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达51.0亿元,以作价投资平均合同金额达1 016.6万元,比上一年下降39.1%。个人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金额达53.1亿元,比上一年下降23.6%,其中,股权奖励为 22.2亿元,比上一年下降47.0%。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总金额达47.6亿元,比上一年下降 26.2%。创设和参股新公司2 073家,比上一年下降5.0%。
关于高校院所部分科技成果转化指标2019年有所下降的原因,编写组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调研,认为与以下几方面原因有关:一是高价值科技成果的产出需要一定的研发周期,不具有连续性,而2019年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的大额科技成果数量有所减少;二是随着2015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之前积累的可转化的高价值科技成果近几年逐渐实施转化后,未转化及新产出的科技成果由于成熟度有限,高校院所更趋向于以产学研合作方式(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进行转化,而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数量有所减少;三是国家要求对高校所属企业进行全面清理规范,大额科技成果以作价投资方式实施转化受到一定影响。
总体来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和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还需要各部门、各地方与高校院所共同努力,找差距、补短板,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提高政策执行和专业服务能力,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3.1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需进一步衔接和落实
一是政府部门间科技成果转化部分相关法规政策衔接不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涉及多个部门,目前有些地方各部门间对法规政策理解不到位、认识不统一、统筹协调不够,有待系统性地统一修订或培训与成果转化相关的政策,加强政策的衔接落地。二是现有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落实不到位。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收益分配、定价机制、税收减免、决策免责等相关规定,但部分地方对政策的理解有偏差,相应可落地的实施细则缺乏,提供相关政策咨询服务有限,部分高校院所也存在缺乏相关配套措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成果转化工作的实施。三是医疗卫生机构(尤其高等院校附属医疗机构)成果转化机制不明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规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具有科研职能的医疗卫生机构(尤其高等院校附属医疗机构)是否享受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各地对政策的理解存在差异。
3.2 专业化转移机构和人才仍需加强建设和培养
一是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仍待加强。2019年年度报告统计数据显示,自建技术转移机构的单位占比是19.3%,在本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占比是 41.2%。部分单位反映,已设立的技术转移机构职能不健全,仅能进行技术服务类、品种权许可等简单操作,对常规科技成果转化的5种方式并不熟悉,对于作价投资等需要提供系列专业化服务的转化活动更无法有效实施。部分单位未设立专门技术转移机构,涉及科技成果转化需科研人员自己完成或者寻找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协助完成,而目前中介服务机构水平参差不齐,中介服务机构内部转移转化机制尚未健全,提供的服务缺乏专业性,难以满足高校院所高质量的成果转化要求。二是缺乏复合型转移转化人才。转移转化涉及知识产权、技术开发、法律财务、企业管理、商业谈判等方面,对专业的转移转化人员要求高。但目前高校院所给予转移转化人才的待遇不高且没有明确的晋升机制,愿意投身于此的专职人员较少,高水平技术转移专业人才仍较为紧缺。
3.3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平台)尚待系统性布局
一是中试基地缺乏系统性布局。虽然国家及地方对中试放大试验基地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但依然存在着经费投入不足、观念和意识未跟进、社会中试资源分散、企业参与动力不足、利益分配机制缺乏和建设不充分等问题。二是缺乏系统完备的第三方信息交流平台。现存的各类信息平台缺少统一规范和管理,普遍存在新闻信息多、统计分析少,重复信息多、前沿资讯少,零散数据多、有效资源少等问题。缺少信息共享的利益分配机制,全国性科技成果信息服务网络的各个节点无法真正打通、形成有效协同。进而增加了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严重影响了科技成果信息服务平台的使用效率和可信度。三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与成果转化分属不同部门,存在政策不协调、各自为政的情况;平台建设的内容与设立时的目标不一致,成果转化在平台的评估中没有发挥引导作用。
3.4 科技成果质量和转化动力有待提高
一是高校院所反映的“四唯”问题仍然存在,部分科研工作者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重论文轻成果转化,不了解市场情况和企业需求,转化动力有待提高。二是部分科技成果质量水平不高,许多成果只是为了完成项目、发表论文、申报专利和申报职称凑数,成果本身转化价值不高。三是成果转化主体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部分中小企业资金实力有限,科技成果承接能力弱,较难将科技成果及时推向市场。而有成果转化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创新不够,动力不足,风险投资体系不够完善,不愿尝试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
3.5 科技评价机制改革需要深入推进
一是破除“四唯”尚未找到合理有效的评价方法来替代。虽然2020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但部分单位反映,“四唯”破而未立,如何将科技成果转化放入职称晋升的考核体系未有统一方式,我国科技评价的不良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有待进一步落实。二是科技成果评价缺乏规范性。目前,科技成果评价仍以同行评议的定性评价为主,以分类评估、系统性、定量定性相结合、可溯源为原则开展科技成果评价的机构缺乏,开展科技成果评价活动缺乏规范性和权威性。国家科技计划立项、验收评审中对科技成果的先进度、成熟度、创新度等的评价重视不够。三是无形资产估值难。目前,多数单位主要采用通过学术委员会进行初步估值后,结合财务核算的形式进行评估,但是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无形资产的特殊性,较难准确估算其真正的价值。
3.6 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支持体系亟待完善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离不开金融资本支撑。近年来,国家层面设立了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多类金融资本,引导社会资本支持科技创新,推动成果转化。截止到2019年底,中国政府引导基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700支,目标规模达到了10万亿元,已到位的资金规模4.69万亿元。但年度报告中高校院所反映,因规避风险,相关资本进入成果转化最早期,解决成果转化“死亡谷”问题的意愿不太强烈,资本普遍更愿追求“短平快”“挣快钱”的利益回报。如何引导资本建立从实验研究、小试、中试以及到规模化生产全过程、多元化、差异化的科技金融投资模式,仍是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