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真情传播智慧火种 不做“泰斗”甘做“老兵”——记著名财政学家厦门大学邓子基资深教授

2009-10-05

用真情传播智慧火种 不做“泰斗”甘做“老兵”——记著名财政学家厦门大学邓子基资深教授

 已86岁高龄的邓子基教授，现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中共党员、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国家重点财政学科总学术带头人、厦大财政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务。邓子基教授著作宏富，德高望重。60年来，他在财经科研和教育领域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从事学术活动，博采众长，富于创新，著书丰厚，成果斐然，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知识，传道、授业、解惑，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级财经管理人才，成就卓著。被誉为“财政学泰斗”、“一代大师”，享誉海内外，而他自称是“老师”、“老兵”。
 记者：您当年在国立交通大学读的是飞机制造专业，怎么又转入了国立政治大学呢？
 邓子基：1943年，我参加福建省高中会考，获得了保送到国立政治大学的入学资格。同时，我还考取了国立交通大学航空系。因为国立交通大学开学较早，我就先到那里读了几个月，读的是飞机制造专业。重庆的冬天快要来了，我发现自己所带的钱几乎用光了，身上只剩下一件用来御寒的棉衣，吃饭也快成问题，学校又催着赶快交学费。当时我身上没钱，虽有几个华侨学生资助我，毕竟还是交不起学费。政治大学开学比交大晚半年，于是我就从交大退学了，转到政大去念，读经济系。因为政治大学包吃、包穿，还给些零用钱，而且毕业后包分配。可以说，是历史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帮我选择了经济系。
 记者：您是我国的第一届研究生，也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的首批弟子，他对您后来的工作和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邓子基：1947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江苏泰兴县税务局工作，3个月后，回到福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联合会”。1950年春，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教授领衔成立了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并开始招考新中国首批经济学研究生。我当时以福州考区第一的成绩被录取成为王老师的首批弟子。
 王老师对我说：“你做过税务工作，就攻读财政学吧。”他的教导对我为人治学影响很大。他叫我好好学习，要掌握马列主义，也要了解西方理论。做学问要虚心，要谨慎、要讲方法。王老师待徒如子，不仅教导、督促我如何从事教学、科研，还无微不至地关怀我各个方面的成长。王老师永远是我人生旅途上的坐标，他时刻提醒着我：只有对学生付出全部无私的爱，才有资格坚守教师的岗位。因此，在我60年的教育、科研生涯中，我恪守了他留给我的10字宗旨：“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1952年，我在厦大毕业后，留在王老师身边工作。
 记者：您作为“国家分配论”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人之一，请为我们解释一下“国家分配论”和诞生的背景。
 邓子基：“国家分配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与国家观为理论依据的，也是以客观实践为背景的。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国家比较困难。那时候是收入少，开支大。国家机器要运转，还要恢复国民经济。收入少，支出大，财政赤字多，出现了通货膨胀。这时候出现了“国家分配论”。这个观点不是我先提的。西南财经学院有一个教授叫许廷星。他1957年发表文章，说财政是一种分配关系。我年轻时很喜欢，就开始深入系统研究。何谓“国家分配论”？指的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及所体现的分配关系。客观形势要求国家集中组织管理经济，也就是常说的集中财力办大事。当时（1962年）我连续发表了有关“国家分配论”的三篇文章，进一步论证、提出的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一命题，明确了“国家分配论”的内涵。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讲师，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全国注意。
 记者：后来又出现了“公共财政论”，有人就说您的理论过时了，其实您是中国最早引入“公共财政论”的学者，您是如何看待“公共财政论”的呢？
 邓子基：二十世纪90年代，我国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构建公共财政是财政改革的基本目标与任务。于是“公共财政论”流行起来。有人说“国家分配论”“过时”了。第一因为它是计划经济理论，现在是市场经济，当然“过时”了。第二是怀疑“国家分配论”，认为不能指导实践。1997年我在《财政研究》上发表了《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论文，反对完全照搬西方“公共财政论”代替“国家分配论”，而是应该互相取长补短。
 接着，我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指出：不能以“公共财政论”来否定“国家分配论”，贬低“国家分配论”。应坚持“国家分配论”的本质论，借鉴“公共财政论”的运行论，两家整合，优势互补。整合了当然就发展了。2001年我在无锡全国第十五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上，做了《树立“坚持、借鉴、整合、发展”》的学术报告。我提出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赞同。我提出我国应建立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包括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在内的国家财政的体系。
 记者：您不仅在科研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您在厦门大学财政学科的发展上起着非常主要的作用，请介绍一下您这方面的工作。
 邓子基：我一直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搞教学，出人才，必须建立在科研出成果的基础上，而培养人才首先要编写一套高水平的教材。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针对当时财政学教学大发展而没有教材的状况，国家财政部组织编写了统编教材《社会主义财政学》，我担任该书的总编纂小组组长。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没有自己的财政学教科书的空白。我还主编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统编教材《财政与信贷》，并担任主讲教师，授课对象达到数十万人。此后，我还主编了《财政与金融》、《财政学》（一版、二版、三版）、《现代西方财政学》等教材，满足全国需要。
 随着我国研究生制度的实行，我开始招收财政学硕士生和财政学博士生。1982年，我招收了自己的第一届财政学硕士生，1984年，又招收自己的第一届博士生。到现在，我已培养毕业的有硕士300多人，博士100多人，博士后3人，访问学者6人。他们中有国家和地方省部级领导，有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大学校长、全国性银行和证券公司董事长。
 后记
 邓子基在总结自己86载丰富人生、60年从教生涯时，给出了这样的成功经验：诚恳待人、认真做事、胸怀豁达、宁静致远、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
 专家档案：
邓子基，资深教授，1923年生。福建沙县人，中共党员。195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访问学者导师、财政科学研究所名义所长。现任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顾问、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副总裁，美国国际传记协会副总裁。著有《财政学原理》、《马克思恩格斯财政思想研究》、《社会主义财政理论若干问题》、《国际税收导论》、《比较财政学》、《公债经济学》、《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等60本，2000多万字。被列入《世界500名人传》（英）、《国际500名有重大影响人物传》（美），获国家级、福建省、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等奖励数十项。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